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强化科技战略㊣咨询”,对科技智库提升科技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战略泛指国家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全局性问题从长远和大势上进行的综合研判、系统谋划和总体布局。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长远性指导规律的科学,战术学则是研究带局部性、现实性指导规律和具体策略部署、战术安排的科学。战略体系是“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能力—战略行动”的有机融合。“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能力—战略行动”融合度越高,战略体系的生存力、发展力、引领力越㊣㊣大,可持续性越强。在乌卡(VUCA)时代,面对复杂、变化、不确定的科技战略环境,科技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战略决策的预见力和洞见力均要提升,努力寻找未来发展的确定性,更加重视长期性、系统性、包容性和韧性,以共同塑造更加理想的未来。
战略是特定主体对特定系统发展的全局性谋划和长远策略安排。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战略研究为基础,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战略咨询的专业研究支撑机构。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强化科技战略咨询”,这对科技智库和相关专业研究机构、咨询与顾问机构提升科技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复杂、变化、不确定的科技战略环境,科技智库和相关专业研究机构、咨询与顾问机构必须强化科技战略信息收集、机理分析、影响分析、政策分析、综合㊣研判能㊣力,提升科技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的预见力和洞见力,科学集成各方面战略专家的集体智慧,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趋势与机遇,以高质量的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支撑高水平的战略决策,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
战略是特定主体在特定环㊣境下对特定系统的发展目标、发展能力和发展行动进行的总体谋划和长远安排,即对战略体系的全局性谋划和长远策略安排。“战略”一词源于军✅事领域。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强调“见胜”应“过众✅人之所知”,须“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被认为是中国较早对战争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战略筹划的著作。1832年,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并探讨了战略和战术、进攻和防御、目的和手段、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同志认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后来,战略泛指国家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全局性问题从长远和大势上进行的综合研判、系统谋划和总体布局。战役、策略、战术则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习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认为,大战略是指目标与能力能够达成一致,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的战略。劳伦斯·弗里德曼认为,战略是一门关于选择的学问,要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地重新评估包括终极目标在内的最初战略,为塑造国家未来提供机会。
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长远性指导规律的科学。20世纪80年代,于光远提出建立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意指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战略学。战略研究要解决的是具体问题,即战略本身;战略学要解决的是抽象问题,即战略规律性认识。在战略学的指导下,要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应根据情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策略,加强对中远期的战略谋划,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为此,要提升战略情报收集研判能力,在信息爆炸环㊣境中及时捕获有关未来趋势的“信号”,确保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战略决策的广度、深度、高度和精度。
战略体系是“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能力—战略行动”的有机融合。其中,战略环境是对战略全局、长远、大势有重大影响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包括战略格局、战略演化、战略趋势、战略态势、战略机遇、战略风险、战略挑✅战等;战略目标是战略谋划的价值引领,包括战略使命、战略目的、战略愿景、战略要求、战略价值、战略任务、战略重点等;战略能力是战略主体实现战略目标具备的能力与潜力,包括战略资源、战略力量、战略优势、战略实力、战略潜力、战略储备、战略效能等;战略行动是战略主体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与方式,包括战略决策、战略规划、战略计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战略调整、战略创新等。正确判断㊣㊣战略形势,是科学谋划未来的重要前提。不同战略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能力—战略行动”组合,“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能力—战略行动”融合度越高,战略体系的生存力、发展力和引领力越大,可持续性越强。
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了统筹部署,将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从2050年提前到了2035年,这对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战㊣略而言,不仅战略环境、战略目标和战略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对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体系及其演进规律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把创新作为基本国策,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科技创新路径从“跟踪学习”为主向“原创引领”为主的战略转变,持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战略研究是指智库和专业机构对战略政策问题进行长期、持续、专业化的综合研究和研究储备,以确定适应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符合战略需求和战略要求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战略咨询是指智库和顾问机构发挥战略科学家、院士等各方面专家✅的智力优势,在战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判和系统集成,提出前瞻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战略谋划、布局思路、推进策略和政策建议。战略决策是从系统全局、长远、大势上做出科学判断和综合决策。战略决策者必须在有限的人员、资源、时间、空间等约束条件下做出综合性的战略决策,需要平衡参考不同智库、专业机构和顾问机构的战略研究成果和战略咨询建议(见图1)。以科技领域为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等决策机构负责科技战略与改革决策,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等咨询组织负责科技战略咨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智库机构负责科技战略研究与咨询。
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战略决策都必须在驾驭战略全局、摸清底层规律、前瞻㊣未来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判断和理性选择。科技智库、相关专业机构和顾问机构要根据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需求,动态评估未来“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能力—战略行动”组合策略,综合“探索法——Wha✅✅t to Be”(能力导向)与“规范法——What Ought ✅to Be”(目标导向)两大战略谋划方法于一体,适时提出新的战略行动和策略安排,持续塑造战略竞争与战略合作新优势。
战略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具有系统性质的现象:在实践维度上是关于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在空间维度上是关于全局与局部的整体性结构;在时间维度上是关于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性结构。智库、专业机构和顾问机构应基于科学规律认知、客观证据、正确价值导向,提出科学、合理、系统的建议方案。由于时间不可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战略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中比较确定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不那么确定。战略谋划就是塑造理想的未来。无论人们如何努力去感㊣知、认知和把握预见信息,未来总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落在当前视野之外。战略预见的基础在于战略体系拓展和战略结构优化两种相互联系的发展与创新路径。战略体系拓展不仅仅体现为要素的增加,还体现为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环境联系的增强;战略结构优化即模式创新,包括结构模式创新和行为模式创新。在大数据时代,很多公开信息都具有情报分析价值。智库的信息收集和战略情报分析能力决定着其战略预见的水准以及支撑战略决策的水准。决策者和智库需要收集大量数据、挖掘有效信息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挑战,这对智库收集数据、挖掘信息、甄别情报以及保密工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科技智库以科技发㊣展和科技促进发展战略政策问题为研究对象,更加强调战略谋划的问题导向、科学导向和证据导向。
战略谋划的预见力是指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战略决策主体对战略体系的发展从全局、长远、大势上进行整体性预测预判,对战略、策略、战役、战术进行长周期系统谋划✅(见图2)。为抢占未来科技前沿的制高点,各国都重视增强科技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战略决策的预见性,注重超前规划,强化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力和调控能力,通过优先领域选择和科技评估来重点支持那些按照国家利益需要和比较优势原则应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和项目。科技创新战略谋划须就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达成共识,系统建设㊣和优化配置创新体系、战略能力和战略潜力,提升战略效能,同时要为颠覆性、不可预见性留足发展空间。
战略谋划的洞见力是指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战略决策主体通过历史看现实与未来,透过现象看底层与本质,摸清战略发展基本✅原理和规律,进而确定战略方法、路径和手段。岳渤将“洞见”视为一种“本质的直观”,认为洞见是指透过现象直观本质,即它对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具备真理性或者说具有绝对的有效性,而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科技创新战略谋划须对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和发展规律有更深的洞见,具备超越科学、技术、产品、产业生命周期,把握未来✅需求与转型趋势、前瞻部署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能力。
追根溯源,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规可循,审时度势时必须超越利益、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战略的发展与创新涉及时间与空间的过程复杂性与结构复杂性,因而特别需要运用系统科学和战略思维方法。马斯克认为,第一性原理的意义在于让人关注事物最本质的东西,聚焦信㊣号而非杂音(Signal Over Noise),从最基本的原理出发,去讨论一件事的可能性和努力方向。张首晟提出,要用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世界,如理论物理学家会做出预言,让实验㊣物理学家来测试。可以说,维系每个系统运行的最底层规律就是第一性原理。如E=MC²,能够描绘小到原㊣子、大到宇宙的运行规律。我们常说的大道至简科技信息咨询、归根结底、底层逻辑等,其实都是在努力探寻确定性的第一性原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维尔切克认为,科学告诉了我们许多事物是什么样的重要事实,但它并没有断言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没有禁止我们想象事物别的样子。大脑从获取信息到采取行动,需要经过“感知—认知—㊣决策✅—行动”4个步骤。正是因为万事万物遵循基本规律,所以不同的决策、行动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基于科学、价值和想象力,可更好地指导战略“感知—认知—决策—行动”实践。
战略预见总是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前瞻未来。美国未来学院院长莫里森指出,在思考未来的过程中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一是高估趋势或现象的短期冲击;二是低估趋势或现象的长期影响。因此,在把握第一曲线机遇的同时,还要关注潜在的新的战略空间,建立第二曲线策略。及早侦测、感知、认知㊣来自新领域新赛道的有效信号,采取有效的战略储✅备、战略准备和战略行动,才能及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第二曲线机遇,应对风㊣险与挑战。随着科学、技术、工程知识的增长及更新速度加快,在现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某一类技术,而是由信息、生物、材料、能源等新技术组成的群落,并且各个群落之间相互联系和渗透,使得技术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进一步压缩。企业需要在知识集群、创新集群、产业㊣集群中准确把握技术体系、产品体系、产业体系迭代更新时机,在第一曲线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就开始前瞻部署第二曲线,推陈出新,保持企业持续竞争力和产业竞争优势。既要重视传统领域传统赛道体系更新,还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形成新㊣动能新优势。
随着技术预见、产业预见的兴起,智库和研究机构持续开展了各类分散式预见及组合式预见活㊣动,相关预见活动的系统性整合趋势日益明显。各国高度重视与经济、社会、环境相关的长远战略决策及综合性、融合性的战略预见。智库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公共决策与治理面临的战略环境和政策问题更加复杂,涉及多元主体、多重利益,技术性、专业性和不确定性更强,智库预见未来的方法与手段也在发生重大变革,亟须加强数字时代的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能力建设。
现代化建设是科技发展的战略环境,科技现代化是㊣科技战略谋划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十二项重大任务的第二项进行单列,将教育、科技、人才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单独成篇、一体设计。这表明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人才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关系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与要求,指明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教育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根本是人才现代化。
我国正处于从创新型国家行列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关键阶段,能否赢得战略领先优势,关键在于提升我国体系化战略科技能力,提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及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为此,我国必须强化体系化的科技战略研究和科技战略咨询,联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改革、创新、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好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
我国以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和国产替代为目标的科技战略,本质上是跟踪学习型战略,是指在既有领域既有赛道上的跟踪学习和赶超跨✅越。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推进和综合国力、战略能力的提升光伏发电特点,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因此,必须一体谋划科技“战略研究—战略咨询—战略决策”,一体推进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要在着力解决既有领域既有赛道“燃眉之急”“心腹之患”的同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一方面,要重视科技发展的可预见性,主动选择有望形成新领域新赛道领先优势的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下好“先手棋”;另一方面,要正视科技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实施普惠性、竞争中性和包容性政策,形成与“原创引领”和颠覆性创新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打好“主动仗”。提升科技治理现代化水平,确保我国基础科学实力强、技术引领动力强、创新产业竞争力强、创新创业活力强,以科技强支撑引领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
战略决策关注的问题往往㊣综合性㊣强、专业性强,要求及时反馈前瞻性、针对性、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需要有长周期、储备性的战略研究积累作为支撑。党的二十大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纳入2035年发展目标,明确要求“强化科技战略咨询”。面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对更高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咨询要求,科技智库要强化综合研判和系统集成能力,集众智、建真言、献良策。
智库双螺旋法始于智✅库研究问题、终于解决方案,包含“解析问题—融合研究—还原问题”的外循环过程,以及“机理分㊣析—影响分析—政策分析—形成方案” MIPS 逻辑层次法和“收集数据—揭示信息—综合研判—形成方案”DIIS 过程融合法两个相互嵌合、循环迭代的内循环过程,体现了预见与洞见相结合,在战略研究与战略决策之间建立起供需对接、双向驱动的战略咨询选题及综合集成机制(见图3)。
战略决策离不开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的支撑。战略咨询离不开长期持续的战略研究和专业积累,更离不开战略专家的智慧凝练、综合研判和系统集成。从战略研究和战略咨询选题开始,每个阶段都要有内部专家和外部专家的㊣协同参与,主要根据战略决策需求确定智库研究问题,进而匹配合适的战略专家和知识基础。
从战略决策“需求侧”看,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可从两个方面确定选题:一是决策者关注或可能关注、应该关注的战略与政策问题;二是需要决策者关注或决策者关注才能解决的战略与政策问题。要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遵循科技创新和科技治理一般规律,也要考虑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社会制度和治国理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全面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战略研究“供给侧”看,智库、专业机构或者顾问机构具有强大的战略专家和知识基础储备:一是智库和专业机构具备✅长期的战略研究积累和知识储备,能够及时提供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专业化和高质量的信息、知识、综合研判与解决方案;二是智库和顾问机构有能力组织战略科学家、院士✅等各方面专家,开展基于科学和证据的综合研判和系统集成,能够在有限的✅人员、资源、时间、空间等约束条件下✅形成系统解决方案。
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要遵循战略科学基本规律,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特殊与一般、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质变与量变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锚定战略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战略决策与战略实施提供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
战略研究是战略决策的基础支撑。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要在长期、持续、专业的战略研究积累基础上系统开展机理分析、影响分析和政策分析,善用第一性原理思维和第二曲线策略,准确把握特定问题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科学界定影响特定系统发展与演进的关键因素和预测未来走势,对不同情境下政策干预可能产生的政策影响进行综合分析,更好地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赋予创造性。
战略咨询是战略决策的关键环节。咨询和顾问机构要加强战略咨询能力建设,广泛调研,掌握真实情况,了解各方面的现状与需求,提升体系化的综合研判和系统集成能力,综合集成战略科学家、院士等各方面专家的智慧,客观呈现不同情景、不同视角的解决方案和相应的成本、收益与风险评估,及时形成高质量的综合研判和系统集成意见及建议,更好地支撑高✅水平战略决策。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战略任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国加强科技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能力建设、加快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更高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高端智库,发挥院士群体等各方面专家的智力优势,围绕我国科技发展、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等重大战略政策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提出了专业化、前瞻性、综合性、建设性科技咨询意见与建议,为推进国家宏观决策科学化、促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科技创新和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乌卡(VUCA)时代,面对易变(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模糊(Ambiguity)的战略环境,战略研究、战略咨询与战略决策都要提升体系化战略谋划能力,增强预见力和洞见力,努力寻找未来发展的确定性,更加重视长期性、系统性、包容性和韧性,提升“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能力—战略行动”融合度和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与逆境事件的能✅力,以共同塑造更加理想的未来。
从决策需求看,战略决策者要坚✅持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和系统㊣观念,增强战略决策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主动性,提高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能力;要做好决策咨询机制建设,更好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咨询和顾问机构的决策研究和咨询支撑作用,并使之制度化,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和科技顾问制度,以高质量咨询服务高水平决策。
从知识供给看,战略研究与战略咨询机构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强调查研究和㊣预测预见,开展专业化、有组织的战略研究和战略咨询,增强战略谋划的预见力和洞见力;既要对科技发展前沿与重点难点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又要从全球科技创新视角为科技促进发展相关重大决策提供科学的、前瞻性的高质量咨询建议。
作者简介:万劲波,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战略与政策、科技智库与治理。本文刊发于《创新科技》杂志2023年第3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